钱穆论中国（六）： 中国纲常礼教之养护众生
钱穆论中国（六）：
中国纲常礼教之养护众生
毛峰
钱穆与夫人胡美琦。
钱穆一家能不坠其志而四世业儒，亦赖古典中国的制度与精神的一大核心——被鲁迅等全盘西化分子厚诬为“吃人”的礼教，对宗族内部贫寒人家的经济资助与教育援助，义庄、义学的兴办即其一，范仲淹等贫寒才俊亦曾赖此而崛起。
自《周礼》设立以来，不断完善的中国伟大宗族-家族制度——其家族内部，设立“义庄”，给予贫户以生计救济；贫寒家庭儿女可免费接受家族内部设立学校的教育，谓之“义学”，贫富互助、抚恤孤贫等纲常礼教之伟大精神，得以维系；
中国各宗族、各家族内部，可以不仰赖政府而自行救济本宗本族贫寒人家的伟大机制——“义庄”制度的运行，通常由家族内部的富户出资设立并经营，“义庄”配合“义学”，不仅能代替政府赈济贫苦、兴办教育；更能维系一族一地之稳定安宁，实乃周公设立伟大中国家族制度、乡土中国长治久安之经济-文化生机与社会活力之根基。
钱穆父亲，为自家生计及全族孤寒贫户之生计所迫，谋求七坊桥大家族内三富户经营之“怀海义庄”予以赈济，因不获允，遂毅然向无锡官署提起诉讼，古典中国之礼教精神与法治秩序之彼此协调，由此可见一斑：
七房桥阖族，有义庄三所。惟怀海义庄最先最大，乃由
老大房五世同堂祖先所创立。特建一庄屋，在七房之最东偏。
族中大集会必在此。而五世同堂一宅，后最贫，特多孤儿寡
妇，老死者无以葬，幼小者无以教，婚嫁之赀无所从出，有
欲出外就业，亦乏赀遣。,庄产须由富三房轮管，五世同堂
不得过问。先父自以一贫苦孤儿出身，特痛悯同宅中孤儿寡
妇。念祖宗置此义庄，本为子孙救灾恤贫。今庄业日起，而
庄主日落，理当开放，务为拯恤。以此意商之富三房中经管
人，不获同情。屡商不洽。先父志不获申，乃投诉于无锡县
署。义庄经管人则联合三富房抗诉。
自七房桥赴县城，相距数十里。富三房皆自备玻璃大舱
船，舱中供卧坐，后舱可烹调，饭食舒适，常驻宅前啸傲泾上。若陆路徒步，健者半日可达。先父体弱，清晨起程，日晡始到，劳惫特甚。知县官见先父状辞，感其理足……
县官权衡至再，嘱双方回乡自求和解。数月后，终于再行
涉讼。富三房抗辩诸伯叔父，亦感先父志节，又悯其家贫体弱，招与同船。先父允之。同船往，同船返。在城中亦招先父同寓。然至县署，则双方争持如旧。
如是数四往返，县官深悉先父为人。一日，招先父一人
至署私谈，云："屡读君状辞，情理兼到，辩而不掩其诚。
今当悉听君言，义庄判归五世同堂管理，如何？"……翌日，
召四人。县官曰："同族久讼不决，此大不宜。今有一策，
可悉遵两方之意，如此，能息讼否？"双方皆默然。县官语
先父曰："今当遵彼三人意，义庄仍由二房轮管，君意如
何？"先父曰："夙愿固如此。"又告三人："今当从起诉方意，
义庄另择一新管理人，俾便措置更新，君等意各如何？"三
人皆俯首曰："可。"县官因指二房某叔父，曰："此事盼君
勉为其难，君意又如何？"某叔父答："长官为敝族事如此操
心，某虽不胜任，归后当与起诉方再熟商之，庶以报长官之
诚意。"县官曰："甚善。"此讼遂决。
既归，某叔父召先父商谈，嘱为义庄抚恤救济时期等级
等，定一详细条款，谓"当一如君意，交义庄新聘账房照办。"
自此五世同堂一宅，幼有养，老有归，皆得赖祖宗庇荫，粗衣
淡食无忧，一宅欢然。而无伤义庄之赀产。富三房对先父所定
条款，亦皆翕服。
古典中国之礼教、法治、人情之兼顾和美，由此可谓和盘托出：义庄由祖宗设立，本当赈济贫寒，家族富户把持不予，钱穆父亲诉讼于官府，县官本着“同族久讼，大不宜”为礼教宗旨，息事宁人、巧为措置，终使全族和睦、贫寒获得赈济；钱穆父亲以二十岁孤贫少年，为同族上下目为妥帖、干练之人，族外事务亦由其委决，由此秀出。
、乡邦治理的根本阶层，即儒家士大夫，所谓“在朝为士，在乡为绅”，乡绅即确保一方水土平安、风土和睦之乡土治理中坚也：
五世同堂各家，自此事无大小，皆来就商于先父，得一言为定，一扫往日涣散之情。继则富三房凡遇族中事，亦必邀先
父集商。又继则嘱族人径赴先父处取决。更继则七房桥四围乡间事，几乎皆待先父主断。时先父年未及三十，不啻为族长，
又兼为乡绅。
钱穆亦以17岁少年，耳濡目染于其祖父之书香、父亲与兄长之干练，遂在辛亥革命初起、地方治安混乱之际，随其兄出任地方自保之军事组织（一如曾国藩据以组建湘军、平洪杨教匪乱之湖南“团练”，峰按）之教官：
……余病三月，一日，始进荤食，即欲于明日返学校，
先兄为余治装。翌晨，自洪声里乘船赴望亭车站，乘沪宁铁
路火车。车中读报，。是日为
八月二十日。既至校，同学四散，乃意欲待革命军进城投效，留校不去。事益急，学校下令驱逐全体师生仆役悉离校不许
留，乃乘南京开出最后一班车，仅能赴上海。翌日为重九，
上海街头挂白旗，高呼光复。
七房桥办团练自卫，先兄为自卫队长，诸伯叔父皆为团
员。先兄与一叔父去上海购得后膛枪数十支。命余为教官，
教诸伯叔父兵操。立正、少息，听命惟谨。又聘一拳师教拳
击刀棒。每夜，分番站岗村外之四围。先兄偕年老诸伯叔父
及余逐岗巡视。又与他处自卫队联络，一切尽由先兄指挥。
先兄时年二十三，余则年十七。
时光倏忽80余年。钱穆以风烛之残年、衰迈之残躯，奋其最后之精力，自1977-1982年，历五年之久，续《八十忆双亲》而著《师友杂忆》，其《序》将心情抒写而出：
余之生命，在此时代，亦属可有可无。增余一人不
为多，减余一人不为少。惟此七十年来，世风时态，
骤转亟变。余所追忆亦可使前世风范犹有存留。读
此杂忆者，苟以研寻中国现代社会史之目光视之，
亦未尝不足添一客观之旁证。有心世道之君子，其
或有所考镜。
钱穆离开大陆，国史正脉宗传，可谓伴之迁徙；晚年
居台湾，，“”日甚一日，胡适、傅斯年等全盘西化分子的徒子徒孙们亦霸占学坛、盘踞不去，曾数次阻挠钱穆大师入选台北“中央研究院”院士，，其心情之抑郁孤苦，可想而知；精通四部、名满天下的钱穆先生，却被逼窘境、自谓“可有可无”，中华民族最近百余年之学术黑暗与社会颠倒，岂不令人唏嘘！
钱穆：《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》15-17页，三联书店1998，北京。
钱穆：《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》17页，三联书店1998，北京。
钱穆：《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》32页，三联书店1998，北京。
钱穆：《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》44页，三联书店1998，北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