义学乃佛门之公器

近日界颇有一些热闹。数十位法师和居士义学者在无锡惠山寺召开了一个义学研讨会，纪念印顺法师，反思其佛学思想。研讨会在界引起了不少反响，其中的一些讨论文章，虽然见仁见智，却平和中正，读之欣然，如沐春风。然而另外也有一些言词，就比较情绪化了。

印老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，他遍阅三藏，著作宏富，标举以佛法研究佛法，又受到西人日人之影响，广泛运用考证等思想史方法。印老的研究，可视为西风东渐、国势陵夷之时，教界出于危机感和使命感，意图振衰起蔽，整故鼎新。然而，印老的诸多核心见解，包括人间理念、净土观、十方佛观、如来藏观以及大乘非佛说等等，攸关大乘的正法地位及其未来的推弘，甚至对整个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，因此，对之予以审慎地考察、辨析、抉择，当是佛门的应有之义。

这种考察、辨析、抉择，是义学的基本工作。“义学”一词，原指儒家的经义之学，借指有关教义的学说。义学是义理、信仰和修行三位一体之学，以信仰为前提，以义理为析解，以修行为实践。

近现代的复兴，义学研究起了重要作用。杨仁山居士的金陵刻经处不仅刊刻，培养人才，尤其推重义学研究，带动当时的名流、学者和青年才俊研析教理，宏宣佛法。太虚大师言：“值此思想解放之时会，清末杨仁山居士汲汲流通精典，游扶桑者既习闻佛故，康、谭、章、严、梁氏等之政论者，亦时好谈佛，于是佛之教义浸为士夫学子所留意。”赵朴初也曾赞叹杨仁山：“近代昌明，义学振兴，居士之功居首。”

谁都知道，解行相应素为学佛之根本，若将“解”的部分拱手交付于大学里的学术，不相闻问，这不仅不智，而且有害。因为学术重在文章考据，流连字里行间，汲汲于文化和哲学，既无信仰为前导，亦无修行做支撑，如此一来，不光无佛可成，。

然而这就是现状。大学里的佛学日益昌明，而佛门义学却江河日下，其研究意愿、研究环境与研究能力尽皆成为问题。长此以往，佛门对佛法的解释权、话语权又将如何体现呢？

梁任公曾言:“夫学术者，天下之公器也。”所谓“天下之公器”，乃指天下所共有，其正确性不在大师手上，不在权威手上，而在于谁能自圆其说，言之成理。今借此说，我认为，义学乃佛门之公器。

也正因为如此，无锡惠山寺召开的义学研讨会，其用心之良苦，其坚持之不易，其意义之重大，自不待言。然而我们看见，有人尚不了解研讨会的整体旨趣，而仅凭只言片语，便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，大兴问罪之师。难道对印老佛学思想的反思，必须由学界来做，教界只能负责对印老的无尽想念和毫无保留的赞美？

其实有义学研究，便有争论，见解各有不同，诤辩随时而起。这也是义学的可贵之处，既解疑释惑，又引发新的思考；既化解张力，又攒聚新的张力，从而让始终保持一潭活水。

征诸载籍，佛门先贤之间互相“破斥”，所在多有。唐代法藏大师的《十二门论宗致义记》就曾述及那烂陀寺智光大师与戒贤大师的论争。鸠摩罗什大师与慧远大师曾就“法性”“法身”是否实有各执一词。什公曾盛赞弟子僧肇“秦人解空第一”，而僧肇大师所造的《物不迁论》却被清凉澄观大师批为“滥同小乘”。关于“二谛”说，三论宗和成实宗从南北朝一直论争到隋代，不仅没让佛门不靖，反为中土理解教理带来极大助益。至于晚清民国时期，若没有杨仁山居士、欧阳渐居士、太虚大师、吕澄大师等前辈高贤在义学领域的纵横捭阖，风行草偃，又如何打破“万马齐喑究可哀”的困局？

今日之，物质条件或远优于从前，然而却面临着更为深刻的危机。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高歌猛进，而信仰的空气却日益稀薄。如何行化世间，摄受众生，正需要义学研究者们苦心孤诣地担当。且赋诗一首，为与会的法师与居士们点赞。诗题《众贤无锡论道》：

惠山峰下惠山寺，惠山寺里秋正匀。

黄花郁郁留人眼，青石斑斑隐旧林。

阅微谈妙当时事，访本问源万古心。

谁见天中浮云外，二泉曾印第一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