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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其庸,名迟,字其庸,号宽堂,江苏无锡县前洲镇人,1924年2月3日生。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、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、中国红学会会长、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等职。
2017年1月12日,红学大家冯其庸在病榻上接受《解放周末》的专访。一句“我下的都是笨功夫”,概括了他一辈子的学术历程,也凸显了他对传统文化的一生挚爱。
10天后的1月22日,冯老在北京潞河医院安详离世,享年93岁。冯老的离去,不仅使我们痛失红学界的泰山北斗,也使我们痛失一位博学多才的文化大家。哀悼之余,不禁感慨——最好的缅怀,或许就是让这种“笨功夫”精神永不消逝,让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传承永存不息。
用各个本子跟庚辰本对,一句一句对
张家湾是曹雪芹墓葬发现地。冯其庸择此地而居,最后又逝于斯,情深至此,令人唏嘘。
冯其庸以《红楼梦》研究名世,著有《石头记脂本研究》《曹雪芹家世新考》《论红楼梦的思想》 等红学专著20余种,主持《红楼梦》校订工作,主编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》《八家评批红楼梦》《红楼梦大辞典》等大型书系。
对于红学,他的一大贡献是抄本。
“我小时候就读过《红楼梦》,长大了也读,但真正开始研究《红楼梦》是在1974年,而且一上来研究的就是抄本。”冯其庸说。
那年10月,。他找冯其庸商量有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做。冯其庸建议校订《红楼梦》——因为这么重要的传统经典,却一直没有一本真正经过认真校对的可靠读本。
第二年,《红楼梦》校订组正式成立,袁水拍任组长,冯其庸任副组长,并主持校订业务。
校订组碰到的第一个困难是:已发现的《红楼梦》乾隆抄本有十几种,其中曹雪芹生前抄本就有三种,它们分别是乾隆十九年(1755年)的甲戌本、乾隆二十四年(1759年)的乙卯本,和乾隆二十五年(1760年)的庚辰本。校订究竟该以哪个本子为底本?
这个问题让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争论不休,校订工作陷入僵局。冯其庸提出用庚辰本,却招致激烈反对,因为曾有红学权威发长文否定庚辰本的价值,认为该抄本是多个本子拼凑起来的。有人甚至对冯其庸说:你主张用庚辰本?拿文章出来说话。
拿文章说话,用证据说话,正是冯其庸的风格。
多年后,冯其庸在《风雨平生》中这样回忆:“研究庚辰本,我用最笨的方式。我用各个本子跟庚辰本来对,一句一句对。”
所有四十一回又两个半回全部对完后,冯其庸发现,庚辰本的墨抄部分与乙卯本的文字基本一样,连行款都一样:乙卯本这一行多少字,庚辰本这一行就多少字;乙卯本这一行有一个错别字,庚辰本这一行也有一个错别字,都是一样的错。最有意思的是,乙卯本有一处底下有一句“此下紧接慧紫鹃试忙玉”。这是前一个抄手留给后一个抄手的记号,没想到,庚辰本的抄手抄书不动脑子,连这也一并抄了去。
在《红楼梦》十几种乾隆抄本中,只有乙卯本和庚辰本的墨抄部分是完全一样的。发现庚辰本是照着乙卯本抄的,在红学研究上具有重大意义——因乙卯本已散失一半,只剩下四十一回又两个半回,庚辰本称得上是完整版的乙卯本。
至于乙卯本的价值,冯其庸与吴恩裕已于一年前发现。当时,冯其庸和吴恩裕在北京图书馆一个字一个字地查避讳、对笔迹,最终发现,乙卯本与怡亲王府藏书书目一样,避“祥”、“晓”两字讳,从而考证出它是怡亲王允祥和其子弘晓家的抄本。乾隆二十四年(1759年),《红楼梦》还没有大范围流传开来,怡亲王家要抄《红楼梦》,到哪里去找?最大的可能就是直接从曹家找原稿来抄,因为当时怡亲王正是管曹家的。雍正曾亲批曹家“诸事听王子教导而行”,王子即为怡亲王。乙卯本的珍贵程度,由此可见。
(摘自解放日报)
主编:宋炎徽、胡予喆
排版:朱俊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