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儒道春秋】宋明理学与统治者矛盾激化

宋明理学与统治者矛盾激化

方孝孺是个虔诚的程朱学者。程朱理学继承儒家“从道不从君”的传统，以“天理”为至上，隐含着与专制君主君权至上思想的冲突。方孝孺评价慎到的思想时说：“世以慎到与邓析韩非之流并称，到虽刑名家，然其言有中理者非若彼之深刻也。其谓立天子以为天下，非立天下以为天子，不犹儒者所谓君为轻之意乎。”方孝孺从慎到的法家言论中发掘出“君为轻之意”。关于什么是正统，方孝孺不同意得天下即为正统的说法：“所贵乎为君者，岂谓其有天下哉？以其建道德之中，立仁义之极，操政教之原，有以过乎天下也。有以过乎天下，斯可以为正统”带着这种正统观，方孝孺与不讲道德的专制君主朱棣誓死抗争，惨遭杀害。

明代中后期，统治制度开始走向崩溃，统治者对个人利益的贪婪追求，已达到视个人利益化的腐朽社会体制本身也为障碍的程度。标志之一就是最高统治者彻底怠惰，无所作为。明世宗有长达二十年的时间不上朝。明神宗长达三十年的时间不上朝。明熹宗天启皇帝不理政事，嗜木工成性，一切政务交给宦官处置，九千岁魏忠贤秉政。

为了积聚尽可能多的钱财，万历皇帝在制度之外“开发”了许多赚钱的门路。1596年（万历二十四年），万历皇帝派遣大批太监充当矿监、税使，四出课敛诛求。他们夹带一些流氓、无赖专门在重要城镇、关隘和水陆交通线上设卡征税。如长江线上，每隔几十里就有税使或其爪牙拦江截税。一船扬帆三四百里，要交五六次税。矿监也以开矿为名，任意拆民屋，毁良田，掘坟墓，甚至公开劫掠。在这个背景下，理学家与统治者的矛盾开始激化。万历二十二年（1594），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被削去了官籍返回了故乡无锡。他和弟弟顾允成一道倡议修复了无锡城东的东林书院。这所书院原本是宋儒杨时创立的，杨是程灏、程颐两兄弟的门徒，是“二程学说”的正宗嫡传。朱熹则是杨时的后学。顾宪成重修东林书院的时候，十分明确地宣布他要继承程朱理学。顾宪成与志同道合的高攀龙、钱一本、薛敷教、史孟麟、于孔兼等人讲学其中。当时，不少怀抱道义而不被当政者所接纳的士大夫退归林野，东林书院的重建使他们找到了知音，因此都争相前来，使得“学舍至不能容”。“当是时，士大夫抱道忤时者，率退处林野，闻风响附，学舍至不能容。宪成尝曰：“官辇毂，志不在君父，官封疆，志不在民生，居水边林下，志不在世道，君子无取焉。”故其讲习之余，往往讽议朝政，裁量人物。朝士慕其风者，多遥相应和。”他们聚在一起，用委婉的语言议论朝政，褒贬品评执政的大臣。。朝中的一些官员，如孙丕扬、邹元标、赵南星等人，也与东林书院遥相应和、互通声气。他们怀着忧国忧民的意识，意在有所作为，，被与他们唱反调的人称为“东林党”。其中顾宪成的言论最值得关注。

专制君主打着国家的旗号行个人私欲，把国家制度个人化。顾宪成则认为，“天下事非一家之私议。”不仅如此，顾宪成还有号召在野势力联合抗争的趋向。顾宪成是要通过基层志士平等的横向联系打破集权性的纵向垄断，向最高同统治者的权威挑战。以。顾宪成先前病死幸免于难。天启时期，宦官魏忠贤专政，形成明代势力最大的阉党集团，齐、楚、浙诸党争相依附之，。

面对专制君主的淫威，理学家的反抗已经不分什么程朱和陆王了。作为东林志士的后代黄宗羲与开创东林书院的顾宪成不同。第一，对程朱和陆王他一并尊崇；第二，他撰写《明夷待访录》，一面批判旧制度，一面思索新制度的建立。他对旧制度的批判击中了专制君主的要害：“古者以天下为主，君为客，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，为天下也。今也以君为主，天下为客，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，为君也。是以其未得之也，屠毒天下之肝脑，离散天下之子女，以博我一人之产业，曾不惨然，日：“我固为子孙创业也。”其既得之也，敲剥天下之骨髓，离散天下之子女，以奉我一人之淫乐，视为当然，日：“此我产业之花息也。”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，君而已矣!”公共权力个人利益化，这就是专制制度的要害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黄宗羲提出了一系列主张：①重法。他说：“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，吾以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。”这是用法来约束专制君主的行动；②建立有实权的宰辅制。他说：“宰相设政事堂，使新进士主之，或用待诏者。唐张说为相，列五房于政事堂之后：一曰吏房，二曰枢机房，三曰兵房，四曰户房，五曰刑礼房，分曹以主众务，此其例也。四方上书言利弊者及待诏之人皆集焉，凡事无不得达。”这是用行政权力制约专制君主，以防其任意弄权；③设立超出个人之上的，确定是非善恶标准的机构—“学校”。他说：“天子之所是未必是，天子之所非未必非，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百公其非是于学校。”“大学祭洒，推择当世大儒，其重与宰相等，或宰相退处为之。每朔日，天子临幸太学，宰相、六卿、谏议皆从之。祭酒南面讲学，天子亦就弟子之列。政有缺失，祭酒直言无讳。”可以说黄宗羲的《明夷待访录》是宋明理学中与专制体制相抗争的最优秀的成果。

当然，历史的发展并非那么简单。，大大缓和了社会矛盾，。清朝统治者能够自觉吸取前代王朝灭亡的教训，对专制制度做了一定的改良。加之理学家所呼唤的新的时代的经济、、文化条件还远不具备，他们的声音很快就被大乱后重建带来的繁荣所遗弃。宋明理学涅磐了，等待着再一次的社会风暴给他带来再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