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老顽童钱锺书，今年106岁

才子还是文豪

钱锺书的一生颇有些传奇。

他1910年11月21日生于无锡一书香门第，，一生著作甚丰。
　　
19岁，进清华外文系时，钱锺书数学才考了15分，但国文和英文两科特优，校长罗家伦约他面谈后立即定夺：如此奇才，当破格录取。

钱锺书最为人称道之处，一是记忆出众，一是智力超群。“一目十行，过目成诵”，同学乔冠华称他具备了“照相机式的记忆”。据他的同学、小说家吴组缃回忆，有一次在校园咖啡馆，曹禺对吴组缃偷偷道：“钱锺书坐在那里，还不赶紧叫他给你开几本英文？”吴请钱开三本，没想他随手拿过一张纸，当下写满正反两面，列了四十多本，同时写下作者姓名及内容大概，令吴、曹两位校园才子叹服不已。

1935年，钱锺书考取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，携娇妻杨绛前往牛津大学进修。留学期间，他读书勤奋异常，每逢假期，同学大多离校去别处观光，他却泡在牛津的图书馆，将那里18世纪后的经典通读一遍，并将图书馆译名“饱蠹楼”(Bodleian)，颇有书虫饱餐后的快意。

“饱蠹楼”的书不能外借，钱锺书养成了做笔记的习惯。结果，这个被称为拥有“20世纪人类最智慧头颅”的聪明人一生都没丢下这项“最笨”的功夫，许多书他反复阅读，并将新知新得不断添补到笔记上，最后成了只有他自己才能看懂的天书。从国外到国内，从上海到北京，他的笔记在木箱、麻袋、枕头里进进出出几番周折，直至字迹模糊纸张破软。，。

钱在牛津顺利取得硕士学位，其毕业论文《十七、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》半个世纪后还为英国女王访华时所调阅。

回国后，28岁的钱锺书成了西南联大最年轻的教授。

狂士还是君子

大凡智力超群的人，多少有些恃才傲物，当然也会被人诟病却无意辩解，懂的人更倾向于称之为“孤高”。

儿时的钱锺书，已显出异于常人的禀赋，表现在“专爱胡说乱道”，“好臧否古今人物”。后来，其父为他改字“默存”，叫他“少说话”。事实上，直到后半生，他才渐渐敛住锋芒。

青年时期的钱锺书，年少狷狂，著述中笔挟风霜，生活中口无遮拦。

1933年，钱锺书即将从清华外文系毕业，校长冯友兰亲自告诉他，将破格录取他留校继续攻读西洋文学研究硕士学位。钱锺书却一口拒绝，并狂妄地说：“整个清华，叶公超太懒，吴宓太笨，陈福田太俗！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！”

有评者认为，钱锺书小说《猫》有影射梁思成、林徽因夫妇之嫌，而圈中文人尽数被他揶揄了一 番；在《容安馆日札》中，钱氏评人更见苛刻，于并世名流如冒鹤亭、邓之诚、谭戒甫、陈寅恪、钱仲联诸公，多所讥弹……对此，施蛰存生前也有评议：“他学问是好的，但嘴巴臭！喜欢讲人家，狂妄得狠呀！”

好在这样狂妄又个性的学生，遇到了一位真诚大度的老师——吴宓。

1940年春，钱锺书学成回国，许多知名学府想聘请他，其中包括他的母校清华大学。可是，却遭到陈福田、叶公超的竭力反对。吴宓得知此事后，愤愤不平，斥之为“皆妄妇之道也”。后来，陈福田请吴宓吃饭，吴宓特意叫上好友陈寅恪做说客，力主聘请钱锺书，经几番努力才通过。只是，任教两年后，钱锺书和诸公不睦，辞职他就。吴宓又是极力挽留，但钱锺书去意坚决。

多年后，钱锺书的学术、人格日趋成熟。一次，他到昆明，特意去西南联大拜访恩师吴宓。吴宓喜上眉梢，毫无芥蒂，拉着得意门生谈解学问、下棋聊天、游山玩水。钱锺书深感自己的年少轻狂，向老师赔罪。吴先生茫然，随即大笑：“我早已忘了。”

1993年春，钱锺书忽然接到吴宓先生女儿的来信，希望他为《吴宓日记》写序，并寄来书稿。当钱锺书读完恩师日记后，心内慨然，立即回信谴责自己：“少不解事，又好谐戏，逞才行小慧……内疚于心，补过无从，唯有愧悔。”且郑重地要求把这封自我检讨的信，附入《吴宓日记》公开发表。

叶兆言说：“吴宓不是一个豪爽的人，且毫无幽默感，但他却是大度、真诚的君子。”钱锺书也同样磊落、坦荡，虽然他在学问、成就上，远超自己的老师，但他在《吴宓日记》序中，谦恭写道：“我愿永远列名吴先生弟子之列中。”

老顽童还是幽默大师

钱锺书生活的时代，即便是一个普通人，也能因时局的变动、潮流的裹挟而感知人生的百般况味，敏感细腻又聪慧如钱锺书，对世态人情则更有非同寻常的体味。后人评价说，他不懂交际，但极通世故。

可以说，钱锺书越是短于交际，越是珍视与妻子之间的“友谊”；越是在与妻子的生活中得到来自亲人、情人、朋友等各种层面的满足，越是无意作外向的无谓应酬。他的狂傲是针对外人的，面对妻子杨绛和女儿钱瑗时，则永远率真且永葆童心。

杨绛后来写《我们仨》，记录了那一段悲怆而温暖的旅程。

对于女儿钱瑗（小名阿圆），钱锺书从来摆不出父亲的威严，他比女儿还要顽皮。钱瑗小时候常说：“我和爸爸最哥们，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，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，只配做弟弟。”

写《围城》时，钱锺书对女儿说里面有个丑孩子，就是她。钱瑗信以为真，却也并不计较。后来他写《百合心》里，又说里面有个最讨厌的女孩子就是她。这时钱瑗稍微长大些，怕爸爸冤枉她，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，钱锺书就把稿子每天换个地方藏。一个藏，一个找，成了捉迷藏式的游戏。后来连杨绛都不知道稿子藏到哪里去了。

杨绛写到：“锺书的‘痴气’也怪别致的。他很认真地跟我说：‘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，说不定比阿圆好，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，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。’提倡一对父母生一个孩子的理论，还从未讲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。”

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，可称得上幽默大师的，除了鲁迅、梁实秋、老舍之外，就要推钱锺书了。《围城》的幽默更是中国现代小说中首屈一指的。

当然，引人发笑的幽默只是表象，底色永远是悲剧。正如钱锺书自己所写，“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，欣然独笑，冷然微笑，为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。也许要在几百年后、几万里外，才有另一个人和他隔着时间空间的河岸，莫逆于心，相视而笑。”

《围城》作为一本小说，并无小说该有的语言形式，各式人物话语出于一口，整本书更似一堆精致比喻的汇集，世情史事、人性心理，鞭辟入里、一针见血。凡是读过《围城》的人，无不因妙趣横生的语言忍俊不禁，无不为钱锺书辛辣尖锐的笔法和淋漓尽致的讽刺称赞。

但是，谁又知道，当他写下这些鄙陋酸腐、自私狭隘的知识分子时，是在批判人性之丑还是在嘲讽自己？

不可复制的钱锺书

回首二十世纪，饱览群书、博古通今者大有人在；精通多国语言、学贯中西者不乏其人；专于治学又擅创作者，也不只他一人……但钱锺书是独特且不可复制的，他从儿时起便“锺”情于书，只因其中乐趣无穷；二十多岁已决志“竭毕生精力，做做学问”；沦陷孤岛的战乱岁月，他将平日里积攒的种种不屑不满化为“忧世伤生”的诗话集《谈艺录》与长篇小说《围城》；历经、走过一个花甲后，他那些“写在人生边上”（散文集）的批注，对“人·兽·鬼”（短篇小说集）世相种种的感悟，渐渐汇成历史、现实、人生的大江大海，积淀为浩瀚深沉的扛鼎之作《管锥编》。

1998年12月19日，钱锺书因病在北京逝世，享年88岁。

临行前，他留下遗言：“遗体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，不举行任何仪式，恳辞花篮、花圈，不留骨灰。”杨绛先生谨守遗言，依之操办后事。

但悄然西行的钱锺书还是震动了世界，，说：我向这位伟人鞠躬致意，他将以他的自由创作、审慎思想和全球意识铭记在文化历史中，并成为未来世代的灵感源泉。

夏志清的评价应该是许多人的共识：“像钱锺书这样的奇才，近百年来我国还没有第二人堪与他相比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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