史传创作的学术来源、贡献和局限性

卷首语  以纪传体为核心的史传写作，是中国重要的学术传统。，留下几百万字的学术成果。、贡献和局限性，有利于明晰其学术的得失利弊。综合来讲，其史传有三个学术来源，分别是以《史记》为代表的纪传体正史、韩愈等人的碑传思想和方志中的人物志目。在学有根基的基础上，，文心中求史通，为学术界贡献良多。传统史传有自身局限，一事散存于多人记述，很难完整呈现历史的因果本末，。

民国时期，学术界呈现着丰富多彩的面貌，求新与保守之间存在壁垒。，学贯四部，擅长集部之学，是传统学术的继承者和发扬者，一直坚守着传统学术的核心理念，希望在继承中有创新，对一味趋新提出尖锐批评。如何继承传统学术，如何建立现代学术，又如何实现二者之间的对接，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。重新反思这些学术上的根本性问题，不妨从探讨民国学术人物的个案入手。

，史传创作贯穿其一生，留下几百万字的学术成果，形成了鲜明的学术特色。按照类别划分，、志传和文学史传三个部分。从学术史上看，相关探讨集中在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，多篇书评和专题论文对其特色，尤其是史传特色有分析。少数论文对《近百年湖南学风》和《韩愈志》有探讨。，多部书的《校订后记》涉及史例、史法、学术来源及特色。在以往研究基础上，细致全面地探究其史传写作的学术来源、贡献和局限性，挖掘其源流发展和利弊得失，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。

      一、

、志传和文学史传蕴含的学术思想植根于传统学术，以《史记》为代表的纪传体正史、韩愈等人的碑传和方志中的人物志目是重要来源。，充分结合个人的创作实践，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史传理论。

(一)以《史记》为代表的纪传体正史

司马迁以如椽大笔将黄帝至汉武帝之间的历史诉诸笔端，融文于史，寓史于文，撰写了享誉千载的《史记》。班固沿用纪传体撰修断代史《汉书》，其中汉高祖到汉武帝中期一段据《史记》笔削而成。陈寿依然采用纪传体著述《三国志》，分列魏蜀吴三志。范晔沿用纪传体撰修《后汉书》，文辞雅致，成为传统学术中不可或缺的经典之作。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三国志》《后汉书》被称为前四史，以纪传体为核心的史传成为传统叙事的主要形式，深深影响了后来的文史发展。

，不但终身精研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，还在课堂上多次讲授，发表很多与之相关的学术评论。《史记》文史兼备，是史传文学的经典之作，叙事简省，文风纵横，深得先秦诸子之长，尤其吸收了《战国策》和《楚辞》的特色；《史记》为发愤之作，叙事中兼发感慨，。

对前四史，。他把司马迁和陈寿划为一类，把班固和范晔划为另外一类，认为前一类的成就较高。就司马迁《史记》和陈寿《三国志》来讲，二者又有不同。西汉文风雄肆奔逸，东汉文章整饬规矩，二者之间确有不同，三国文风转为平淡，陈寿接续三国而来，确实与两汉有不同。但一定说《史记》诸篇推衍出唐宋八大家，《三国志》推衍出《世说新语》、《水经注》，则并不是如此，《世说新语》、《水经注》和唐宋八大家之文均从前四史汲取资源。对其他正史，。对于正史中的《儒林传》和《文苑传》，、有继承，对《儒林传》继承较多，对《文苑传》批判较多。，受前四史影响最大。

，这不但表现在对体例的继承，也在于对文法的继承。其中，对前四史的继承较多，对整个正史也有通盘的学习和思考。

(二)韩愈等人的碑传思想

韩愈是唐代著名文人，反对魏晋以来的骈文，推崇先秦两汉的古文，主张文以载道，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，开辟了唐宋文章发展的新道路。韩愈留下大量祭文、碑志、行状、表状等碑传类文章，对古代碑传写作有独特贡献，相关著述成为后世学人的必读书目。

自幼年始，，对其作文之法体会较深，后不但在学校教授“韩文讲读”，且编撰《韩愈志》《韩愈文读》《韩文读语》等。，包含大量传状、碑志、箴铭、哀祭等碑传类文章，可以窥见其学习韩文的效果。正如马厚文所说，“能究韩文之阃奥，开选本之新途”。

，把韩愈文章分为“学古之篇”和“自创之格”两类，认为这是韩愈创作古文的两种思路，因袭模仿而后自成一家，继承中有创新，创新中有根基。“学古之篇”即那些“学古之文，蹊径未化者”，“必先观其学于古有获者，然后观其不学古者之茹古涵今，亡有端涯，乃得窥其功力所至，而学有所从入”。

在学有所得的基础上，才可以进行“自创之格”，正所谓“文章有所法而后能，有所变而后大”。文风简省，气势奔放，笔力千钧，苍劲有力，不虚发，不空泛，是韩愈文章的特征。这种共同的特征之下，韩愈前后阶段的“自创之格”又存在区别，前期锋芒毕露，后期归于平淡。相较于“学古之篇”，“自创之格”很高赞誉。学习古文精髓，自成一种特色，不仅仅袭其字句，是“自创之格”最重要的特征。

在学习韩愈碑传的过程中，。青年时期基本处在学古阶段，侧重模仿。随着体悟渐深，学术积淀和创作实践渐广，慢慢摆脱了模仿，进入自创阶段。由模仿前辈名篇而成就个人自创之格，同样走了一条“学古之篇”到“自创之格”的道路。，以及其自身的学术历程为后人提供一个可借鉴的路径。除了韩愈，对三苏、曾巩、王安石以及元明清的碑传大家，，兼采多家优长而自成一体。

关于碑传的史学创作，，又充分借鉴其他名家，构成了个人史传写作的主要来源。碑传属于应用性文体，因人因事因时而有所不同，要求作者具备多种写作才能。，写作各种碑传体裁才能收放自如。《文心雕龙·知音》曰，“操千曲而后晓声，观千剑而后识器”，此之谓也。

(三)方志中的人物志目

方志中有专门的人物志目，写作有一定的程式。无锡地区人文发达，乡老耆硕有志于县志修撰，一代一代延续下来。，该县志人物志目杂分多种，略显驳杂。

1918年，，留下大量讨论方志体例的意见书、书函以及十一部方志专稿。他批判继承人物志目，以此为基础构建出一套学术著述体系，对方志中的人物志目有革新：“以循吏、乡贤、列女、流寓四目赅之。”虽然最终没有成稿，但关于其中人物志目的修撰，，也没有放弃相关体裁的著述。

在《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区纪念人物志》中，，分别是理学领域的顾宪成和高攀龙，地理学领域的徐霞客和顾祖禹，文学领域的张惠言和恽敬，艺术领域的倪瓒和恽寿平，近代科学领域的徐寿和华蘅芳。他的这种分类是于方志人物志目的变体，传主选择侧重文化学术。

《无锡人物传稿》的写作时间如今暂不可考。该书是无锡县志的一部分，与《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区纪念人物志》紧密相关。两部书稿都有关于华蘅芳和徐寿的内容，核心内容一致，前一部书比后一部书详尽，列有附传，文字更为雅致遒劲。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区辖五县，包括无锡一县之域，择取江苏第三师范学区无锡县内的人物，进行一定的丰满与补充在情理之中。

《江苏学风》系列篇章建立在《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区纪念人物志》和《无锡人物传稿》基础上，通过纪传体的写作体例探讨学风。其后撰写的《近百年湖南学风》与《江苏学风》是同一体裁。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的分类也是上述论著体系的顺承发展。所以说，、有继承、有发展，有一条发展脉络可寻。

以《史记》为代表的纪传体正史、。三者之中，以《史记》为代表的纪传体正史为根本。“学古之篇”和“自创之格”，高度赞扬“自创之格”。这里的“自创之格”并非形式和体例的自创，而是一种语言层面上的不因袭、不模仿、不复写。同时，史传写作具有应用型特点，强调实际应用，。

      二、

中国古代文史不分，二者之间也会进行一定的转化和促进。《文心雕龙》以参悟文心为基点，对传统学术进行成体系而有新解的学术批评，可见由体悟传统文论和文法亦可以通达传统学术整体。《文心雕龙》后来被列为集部诗文评类的经典著作，为后世学人提供了一条以诗文评参悟学术的路径。，··集部论稿初编》中。就史学领域来讲，也可以从文心中求史通。即通过体会史学著作的文章作法，由文心而求得史传写作的真正贯通。由文心求史通是一种学术理念，直到民国很多学人还在运用，取得的效果不尽相同，。

，非常推崇其写作手法。《史记》的郁勃之情、雄肆之笔、沉郁顿挫、讽议时政均承自先秦经典，亦文亦史，兼备文史特征。“总括六艺百家之言”，有相通之处。《汉书》有自己的文章特色，总体不如《史记》。这里对《史记》与《汉书》所做的对比，基本上是从文风、文意的角度出发。陈寿继承了司马迁的文章特点，与班固风格不同。陈寿有不如司马迁和班固之处，比如雄肆不如司马迁，雅练不如班固，但是文风曲折温润，不矜己长，不轻人短，不逞才气，独有一番文章特色。范晔与司马迁和陈寿有别，与班固风格相似，但二者之间又有不同，总体来讲范晔不如班固。

，认为风格不同，《史记》《三国志》与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分别是一类，后者略逊前者，各以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为高。同时对正史有通盘考虑，把二十四史分为两类。“辞体解散，于疏纵中见雄快”，“体裁绮密，于偶整中见凝练”，分别衍自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。这两类文章风格构成了传统史传写作的主体，绵延千载。，则是“典重少姿致”，“务为抑扬爽朗”，“益以典雅古遒”，兼收二者之长，偏于史记一类。

对于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两种文章类型的源流，。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两者源流不同，一个多学《战国策》，一个多学《尚书》《左传》《国语》。《尚书》奇偶相生，音韵克谐，《左传》和《国语》骈散结合；《战国策》章句不限长短，文气纵横恣肆，均对后世有深远影响。

对韩愈的碑传文章，，就祭文、碑志、行状、表状四部分进行专门论述。这部分内容在《韩愈志》与《韩文读语》中有重复，二者又略有不同。祭文重在叙事中呈现被祭者的生平志业，展现作者的情深义重。韩愈撰写祭文有独到之处，被后世传诵较广的是《祭十二郎文》，、文法特点。

，作为两种碑志类型之一，视其为开创之作，可见其重要性。把按人物类型分为王侯将相、文武具寮、经生文儒、忠臣奇士、服食方术、至亲好友几类。按照文风类型分为三类，因源流不同而有明显区别，韩愈在借鉴过程中又参酌己意，从而成就了博大的著述气象。

关于行状，，一为《赠太傅董公行状》，一为《唐故赠绛州刺史马府君行状》，主要对《董公行状》的篇章结构和文风特点进行分析。《赠太傅董公行状》文风恣肆雄峻，叙事详略得当，深得文章虚实相间之法，是韩愈碑传文章中的佳作。

关于表状，。《论佛骨表》是韩愈的名篇，历来受学人高度赞誉，，认为该篇“悟文章翻空易奇之妙”，是韩愈的代表作。

综上所述，、碑志、行状、表状几个类别，对韩愈碑传文章的具体篇章进行了分析，论述侧重文章风格和章法结构。无论是对以《史记》为代表的正史，还是对韩愈的碑传文章，采取的方式基本是从文心求史通，这是一部分传统文人的学术突破点。，体悟出传统文史互通的重要途径，这是其在史传创作上的最大贡献。

      三、

，碑传属于单篇文章，不需要审度与其他篇章的关系，志传和文学史作为专著，需要从整体考察篇章之间的联系。源流所致，志传和文学史延续着传统纪传体史书的弊端。

纪传体的缺点是纪事分散于纪、表、志、传各部分，难于完整地叙述历史事件的全过程，不易表明历史事件的因果联系。，即胪列人物言行，前后内容重复甚至矛盾，缺乏叙事的整体性和系统性，无法凝练出一个鲜明主题。史传历来有比合之法，“于合缝中见旨，于两篇内比意，若只篇单读，骤不易领会”，“《史记》文章，尤着意于比合”。，努力以比合之法弥补史传体例上的不足，但未能从根本上摆脱。以《近百年湖南学风》为例，“同归于好学深思”和“辅世长民”，分列17人，文人、学者、循吏、良相、名将不一而足，但写作目的在分门别类的史传中有些游离，“学风”主旨在传主一生经历的叙述中无法凸显。

，以至于读者很难理清现代文学发展的脉络。民国时期，梁园东、马玉铭等人曾提出尖锐批评。按照“是非经久而论定，意气阅世而心平”的启示，二位学者所言虽刻薄，指出的问题却也无法忽视。“近代中国文学作家列传”和旧史《文苑传》的面貌，还是源于采用史传的写作模式。史传强调因人而述，以个体生命的叠加建构历史，所以无法呈现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和因果关系。。

   四、结论

    ，承自传统，由传统蜕变而来，在新的时代影响下，又有局部革新，。但总体而言，因袭成分大，创新成分少，应用特征强，理论探讨少，其利弊得失仍属于传统学术的研究范畴。碑传带有明显的应用性。大部分志传也为了展现人物的生平志业，秉持“辅世长民”的初衷，也带有明显的应用性。《韩愈志》比较例外，是一本严肃的研究著作。文学史传也是比较严肃的研究著述，传记写作只是阐述学术的一种形式。由文心求史通，，对后世重新理解传统学术有积极意义。

   （原文刊于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（人文社会科学版）》）2017年第1期，微信版有删节， 东园 摘选）